讀研究生前，曾看過任先生的《漢唐佛教思想論集》，看過他發表在雜志上的論文。1978年到北京讀研究生，按導師黃心川先生的安排修習了任先生的佛教概論與古代漢語。1984年起跟隨任先生讀博士。其后，在先生指導下從事佛教文獻學研究，整理敦煌遺書，作為先生的助手參加《中華大藏經》的工作，亦曾在先生直接領導下在北圖善本部工作多年。幾十年相隨，先生在我心目中是一座高山。《論語》中弟子論孔子，有“仰之彌高，鉆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慨。對先生，我有同感。先生精通儒釋道三教，曾對我說，尤其對道教有心得。我自愧愚鈍，先生博大的學問，并沒有完全學到。先生辭世，泰山其頹。悲痛之余，深為慚愧，先生交待的工作，到現在還沒有做完。但先生的教導，未敢或忘。
    
幾十年相隨，先生的存在已經是我生活的一部份。現在落筆，卻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處說起。這篇文章，僅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講講先生是怎樣培養學生的。

三年碩士研究生，跟隨黃心川先生學習印度佛教。畢業論文為《那先比丘經初探》。這篇論文，我寫得很苦。一些核心觀點，自己感覺觸摸到了，卻又很難清楚地表達出來。黃先生對這篇論文能否通過曾有點擔心，一度讓我避開那些敏感的問題。但是，我已經鉆到牛角尖里了，雖然力求按照黃先生的要求去修改，但三轉兩轉又回到原來的問題上。我向任先生表達自己的苦惱，任先生支持我的觀點。有了任先生的支持，黃先生也放心了。于是進行論文答辯。記得答辯委員主任是任繼愈先生，委員是季羨林先生、金克木先生（因故沒有參加）、黃心川先生、宮靜先生、張保勝先生。答辯會上，任先生特意拿來廬山慧遠的《三報論》、《明報應論》，讓我講解這兩篇文章的含義。實際是從側面支持我的觀點。答辯會上，先生們對后輩愛護有加。特別是季先生，雖然我的觀點與他不同，且在答辯會上與他當面爭執起來，但依然寬容大度地對待我。最終全票通過答辯。現在回想當時的情況，心里十分溫暖，也深為老師們的風采折服。
    
1984年，在同學的鼓動下，決定報考博士研究生。動機之一，就是印度佛教是中國佛教之源，但在中國，研究印度佛教的人太少了。許多人，包括一些大家，往往一進入印度佛教領域，就會說錯話。所以，加強印度佛教的研究，非常必要。我自己學習、研究印度佛教已經6年，有些體會，有點想法。但能力實在有限，自覺好像面前有一堵墻，不知怎么突破。所以希望有深造的機會，把印度佛教的研究深入進行下去。
    
當時在我的專業范圍內，有資格帶博士的，只有季先生、任先生兩位。于是我找到任先生，表示想考他的博士生。任先生說：好，歡迎你報考。我提出兩個希望：一、希望讓我繼續研究印度佛教。二、我的外語，只有日語馬馬虎虎還能湊合。因此，外語考試希望能讓我考日語。先生當時沒有說什么。
    
過了幾天，先生通知我去三里河寓所。開門見山講了如下一番話：
      關于你考博士生的事情，我考慮再三，今天找你談談。
      你說希望繼續研究印度佛教。我覺得不合適。研究印度佛教需要相應的條件。首先是語言，需要通梵文、藏文、英文。這幾門語言，你都不行。如果下決心把這幾門語言學好，那就要花費很多時間。你今年已經36歲，有沒有這么多的時間？不真正搞通那些語言，研究印度佛教，充其量只能做個二流學者。我這里只培養一流學者，不培養二流學者。再說，培養一個中國佛教的博士生，我心里有底。培養一個印度佛教的博士生，怎樣才算合格，我心里也沒有底。
      我考慮，你如果想報考博士生，就要改專業。改為佛教文獻學。佛教文獻學是佛教研究的基礎，我們現在正在編纂《中華大藏經》，國家需要這方面的人才。但是，佛教文獻學在我國還沒有建立起來，不能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你以前在《世界宗教研究》上發表過這方面的文章，有這個基礎。如果專業改為佛教文獻學，你要下決心，從你開始，把中國的佛教文獻學建立起來。

任先生讓我回去好好考慮，說：你考慮以后，愿意改專業，告訴我；不愿意改，也告訴我。愿意改以后，如果反悔了，不愿意改了，也可以；開始不愿意改，想想又愿意改，也可以。允許反復。然后給我講了一段王陽明的故事：王艮去與王陽明辯論，辯輸了，拜王陽明為師。回去以后，想想不服氣，回過頭來再辯，又輸了，重新拜師。如此反復。王陽明的其它弟子很不耐煩，說這個人怎么這樣反復無常。王陽明說：這個人能夠獨立思考，很好。現在，在專業方向問題上，我也允許你反復。
    
回到北大，我反反復復地掂量，曾一度決定放棄報考任先生的博士生。詳細經過這里就不講了。總之，任何東西，如不能正確對待，都會成為前進的包袱。6年的印度佛教研究生涯，當時成為我一個放不下的包袱。但最終，還是按照任先生的指引，改攻佛教文獻學。
    
現在回過頭來再看這段經歷，深深感到當年任先生指引的正確。
    
就我個人而言，如果現在依然在印度佛教領域耕耘，語言是一個繞不過去的難關。我雖然學過梵文、藏文、英文，但都只淺涉一點皮毛。過不了語言關，的確充其量是一個二流、三流、乃至不入流的角色。即使過了語言關，也可能干脆成為一個語言研究者。我體會，搞學術研究，與用兵一樣，正中有奇，奇中有正，奇正之道，因勢轉化。雖然剛開始研究印度佛教是目標，學語言只是手段。但這幾門語言本身都是博大精深的學問，值得搞一輩子。很可能學語言學出興趣，成為一個放不下的包袱，從而將主要精力花在語言研究上。畢竟研究那幾門語言，資料更多，更容易得到，比研究印度佛教更容易出成果。
    
而在中國佛教研究領域，佛教文獻學是基礎性學科。從世界范圍看，無論是巴利佛教研究、梵文佛教研究，都是先從文獻整理、研究開始。中國佛教的文獻，以歷代大藏經為代表，固然汗牛充棟，但真正用現代學術方法進行過科學整理的卻非常有限，還有大批資料散在大藏經之外，甚少有人關注。任先生后來經常表述這樣一個觀點：中華民族的文化遲早會復興，在文化復興之前，必然有一個資料整理的階段。資料整理，就是為文化復興做準備。這種工作，很枯燥，但總得有人來做，而且要靠中國人自己做。任先生讓我從敦煌學切入佛教文獻學，而敦煌學又是陳寅恪所謂“世界學術之新潮流”。先生站得高，看得遠，以他的學術洞察力，敏銳地發現佛教文獻學對當今乃至將來中國佛教研究的重大意義及其蓬勃生命力，指引我走上敦煌學、佛教文獻學的治學之路，從而取得今天的成果。我深深感到先生是對我學術道路影響至深的少數幾個人中最為重要的。
    
但這個問題僅從個人角度談，未免太小。上面已經談到，任先生認為，為了民族文化的復興，需要提前整理資料。他是從這個思路出發招收相關研究生。實際上，略微回顧一下任先生歷年招收博士生的情況，就可以明白先生心中有一個宗教學建設的全局。1983年先生招收第一屆博士，原定計劃2人，一個中國哲學，一個藏傳佛教。后來因故收了李申（中國哲學）一人。1984年招收金正耀與我。金正耀是道教研究，側重外丹。我是佛教研究，側重佛教文獻學。同年賴永海從南大轉來，也是佛教研究，側重佛教思想。1985年招收何光滬，宗教學原理。1986年招收宋立道，側重南傳佛教。從專業設置可以看出，先生培養學生，是有計劃，有目的，有布局的。顯然是根據學科發展的需要挑選學生，加以培養，分兵把口，希望中國宗教研究的各個領域都能均衡發展。這體現了先生作為中國宗教研究領導者的遠見卓識。先生給我的任務是建立中國的佛教文獻學，這與當時佛教研究的現狀有關，更與當時正在進行的《中華藏》編纂有關。也就是說，先生培養學生，立足于學科的需要，國家的需要，有著長遠的目標。
    
我認為，這體現了先生培養學生的第一個特點：立足國家需要，放眼學科全局，穿透歷史需求。
    
先生培養學生的第二個特點，選好對象后，既不拘一格，又嚴格要求。
    
不拘一格，講兩件事情。
    
一、入學考試。外語按照我的希望，考的是日語。專業課考卷是兩道大題，第一道題為：學術界一般認為宋以下中國佛教已經衰落，你的觀點如何？第二道題則是關于《那先比丘經》。這張專業課考卷，鮮明地反映了任先生的風格。第一道題，直入學術最前沿。第二道題，不拘一格收人才。
    
我們都知道，中國佛教史研究，宋以下至近現代以前，始終是最薄弱的領域。第一道題直指這一領域。如果說，20多年來，我在宋以下佛教領域有所思考，提出信仰性佛教、儀軌佛教等一些新的觀點，最初就濫觴于這張考卷。至于第二道題，本來就是我碩士論文的題目，對此，我自然駕輕就熟。
    
二、博士課程。先生一向主張，研究生以自己學習、研究為主，不要上那么多課。上課只是啟發思路而已。至于博士生，更應該通過實踐培養獨立研究的能力。對我的博士階段學習，先生指點了方向，交代了任務，規定我兩周匯報一次，每次依據我的匯報給予針對性的指導外，沒有為我開設過一門課，也沒有特地坐下來，專門為我講過一堂什么課。要畢業了，從研究生院領來登記表，上面必須填寫兩門專業課的成績。我既沒有上課，也沒有考試，哪來的成績呢？任先生接過表，順手給我填寫了兩個不高不低的分數。于是交給研究生院。
    
至于講嚴格要求，那事例真是講不完。我想講如下幾點體會：
    
一、提出目標，講明要求
    
研究生考試結束，還沒有正式發榜，先生便把我叫去。以往與先生也經常見面，先生從來非常客氣、和藹，但這次與不同以往，先生與我作了一次十分嚴肅的長談，所以至今記憶猶新。
    
先生指出：你沒有上過大學，屬于自學成才。自學成才有好處：肯吃苦，某些領域的知識比較豐富。但也有缺陷，知識結構不均衡。因此，要認識自己的缺陷，補上自己的缺陷。
    
先生又說：我講過，我只培養一流學者。你自己要立下志向，向一流學者去努力。你以前興趣比較廣泛，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要把精力放在專業上，不要旁騖。不要東搞一點，西搞一點。只有集中精力，才能做出成績。他舉了一位挺有名的先生做例子，說：“以前，我不會在你面前講這種批評他的話，今天我要講一下。他這也搞，那也搞，幾十年了，到底是搞什么的呢？你要接受教訓。敲鑼賣糖，你的鋪子到底是賣什么的？要明確。”
    
先生說：你聰明，肯動腦筋，是好事。但有時不扎實。你要培養自己“沉潛篤實”的學風。學問要做扎實。一是一，二是二。你以前的碩士論文，為什么不能充分說服人？就是材料不足，根據不足。材料充足了，問題自然清楚了。
    
先生說：我們現在正在編纂《中華大藏經》。你的任務是從敦煌遺書入手，把敦煌遺書中那些沒有被歷代大藏經收入的資料整理出來，準備將來收入《中華大藏經》。你要踏踏實實地從原始資料著手，對敦煌遺書一號一號地進行研究、整理。在這個過程中，認真研究敦煌地區佛教的特點。你的博士論文，可以以“敦煌佛教”為題目。
    
二、嚴格督促，決不放松
    
那次談話時，先生規定我每兩周到三里河寓所去一次，匯報兩周的學習情況。
    
從1984年秋天正式跟從任先生學習佛教文獻學，到1988年夏天論文答辯，整整四年。四年中，如無特殊情況，則風雨無阻，每兩周與先生見一次面。起先是單獨見面，沒多久，先生讓我參加《中華藏》領導小組。這個領導小組也是每兩周開一次會，以研究、解決《中華藏》編纂中的各種具體問題。于是，學習匯報與小組開會便結合在一起。一般是先開會，會后我單獨留下，匯報兩周的學習。每次匯報，必須有扎扎實實的內容。這兩周，看了哪些書，研究了多少敦煌遺書，有什么收獲、心得？有什么困難、問題。先生則對機予以指導。因為先生認真，我不能不認真。所以，每次基本上都能夠帶著問題去，帶著收獲回來。
    
三、不僅言傳，而且身教
    
對我每次提出的問題，有些任先生當場給予解答。有些他讓我請教其它先生。比如，他說周紹良先生在佛教文獻方面很有造詣，便向周先生打了招呼，讓我有事多向周先生請教。當時周先生在法源寺佛教圖文館上班，于是我經常往法源寺跑。周先生對我的教育、培養，也是我終生難忘。此外，任先生還曾介紹我登門請教張政烺先生、周一良先生等。
    
回想當年任先生說“培養一個印度佛教的博士生，怎樣才算合格，我心里也沒有底”，回想他讓我就一些問題請教其它先生，深深為先生的人格所折服。先生用他自己的實際行動，教我怎樣老老實實地做學問，怎樣老老實實地做人。
    
四、如有毛病，絕不姑息
    
先生對學生人品的要求很嚴格。這么多年，跟從先生學習，跟從先生做事，事情做得不好，或者做錯了，甚至讓先生被動了，先生從不批評。比如1986年，我與有關方面合作進行《中華藏》電子化試驗。試驗初步成功，為了進一步開展此項工作，任先生向古籍小組申請了專項經費，又調了一個計算機專業人員到宗教所。但此項工作后來因故中止。經費沒有去領，這倒罷了。已經調到宗教所的人成了問題。人家的專業是計算機，不是搞宗教研究的。人調來了，工作卻中止了，又回不了原單位，等于把人家吊起來了。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是我，有關壓力卻全部壓在先生身上，壓在宗教所相關領導身上。雖則如此，先生從沒有因此批評過我一句。只是我內心自疚。但是，如果先生發現哪個學生身上有他不能容忍的毛病，絕不放過。甚至到了嫉惡如仇地步。
    
我曾經受到先生兩次嚴厲批評。
    
第一次嚴厲的批評是博士生期間。前述入學前的第一次談話，先生還對我作了一項規定：集中精力學習，三年不許發表文章。1985年，北京大學成立中國文化書院，要搞函授。魏長海找到我，讓我寫一本《印度文化概論》。當時函授日程已定，書稿要得很急。因為搞中國文化書院的幾個年輕教師與我都很熟，卻不開情面；也因為稿子要得急，開的稿費比較高，有點誘惑力。于是我花了大約一個月時間，搞了一本10萬字左右的急就章，并請朋友張九林幫忙，收集了幾十萬字的參考資料。合為一本書。這件事讓先生知道了，把我叫去，沉著臉問是怎么回事？我解釋了原委。先生責問：“我讓你三年不準發表文章，你為什么不遵守？”我當時實在無話可說，只好不吭聲。先生提高語調，嚴厲地斥責：“你不就是要名要利嗎！”我無法，只好坦承：“我沒有想到要名，但想到要利。”先生從來溫文爾雅，從來沒有見過他發脾氣。用那樣嚴厲的口氣當面批評，在我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但這一次，已經足夠我牢記一輩子。
    
第二次嚴厲批評在1995年1月，當時我正在日本京都訪學。知道先生預定2月到東京參加國際圖聯的會，很高興，便調整了日程，計劃2月也到東京，以與先生見面。忽然接到先生來信，嚴厲批評我為什么把北圖敦煌遺書資料隨便發表，以及私下送給日本學者。先生說：你有很多文章可寫，為什么搞這些東西？先生從來主張形成學術團隊，以團隊的優勢合力攻關。既然是團隊，就要有團隊的規矩，比如集體研究的成果，個人不能隨意發表。這也是先生這一次嚴厲批評我的主要原因。我當時有點懵，仔細回憶，感到先生可能有點誤會。于是寫了一封詳細的信，說明事情的原委。先生是通情達理的，事情解釋清楚了，惱怒也就云消霧散。2月到東京先生旅居的飯店拜見先生，我再次對有關事情加以說明，先生則一語帶過：“這種事情，將來注意就行了。”這次寫這篇文章，雖然先生的手澤保存在我北京家中，但我回信的計算機稿保留在帶來的計算機中。看著原始信件，感慨無限。
    
至于先生嫉惡如仇的事，例子不少。由于涉及到一些具體的人和事，這里就不詳細敘述。總之，雖然是自己的學生，無論是誰，無論有什么了不起的背景，有多大的活動能量，只要做出先生認為不能原諒的事情，先生絕不姑息。
    
先生培養學生第三個特點，就是對學生不僅有嚴格的要求，也有無盡的關心與愛護。
    
碩士三年級下學期，由于某些原因，我經濟比較緊張，每月伙食費，必須控制在11元以內。而正在這時，又發現肝功不正常。任先生知道后，要我注意身體，并給我寄來10元錢，說：以后每月補貼我10元生活費，加強營養。10元錢，當時對我來說，是個不小的數字。我非常為難，受之有愧；退回去，又怕傷了先生的心。我托任遠轉告先生，我是帶薪上學，經濟還可以。最近的困難是暫時的，請先生務必不要再寄。任遠說：可以轉達，但我管不了我爸的事。此后任先生的錢，還是每月寄來。三個月之后，在我再三苦辭之下，先生纔停止寄款。
    
現在大家都知道，任先生經常接濟學生。我就是曾經受到先生接濟的學生之一。
    
大約在80年代末期，一次我到三院看病，醫生懷疑我有癌癥，讓我各個系統、各個器官細致檢查。害得我每周去一次三院，樓上樓下各科跑。先生得知此事，給語言所的金有景先生打招呼。介紹我去找他，說金先生治療癌癥有一手。金先生知道我是任先生的學生，特別熱情。向我講述任先生當年怎樣幫助他。介紹了他對治療癌癥的基本思路，為我搭脈開藥。于是我停下三院的門診，專吃金先生的藥。
    
還有一次，我已經搬到勁松了。一天生病，在家里休息。不知怎么驚動了先生，他特意來到家中，讓我伸出手來，親自為我搭脈。我知道，他學過中醫，還有過赤腳醫生的美譽。當時真是不知怎么是好。
    
先生一直記得我的肝不太好。打電話時，見面時，經常會提醒我，要我不要太累。要注意保養，特別要注意保養肝臟。
    
先生培養學生的第四個特點，是針對實際，因材施教。
    
我以前很喜歡馬克思答女兒珍妮的一句話：“別人知道的一切，對我來說，都不生疏。”（大意）興趣比較廣泛，思路也比較活潑，往往會有一些奇思怪想。學風相對也比較浮躁。記得碩士生期間，我不知怎么對佛教初傳有了興趣，找來不少資料，企圖研究這個問題。中國的，從張騫通西域，追溯到戰國史料，再追溯到穆天子乃至《山海經》；外國的，從斯特拉伯的《印度記》到所謂海盜賽利斯人等等。總覺得起碼張騫通西域時，佛教應該已經傳入中國。任先生聽任遠說我在探討這個問題，便讓我去談談。我到了三里河，滔滔不絕地講了40多分鐘，講我收集到的各種資料，講我對這些資料的分析與結論。任先生靜靜地聽，一聲也不吭。我講完了，先生說：“你講了很多，可能覺得自己很有道理。但都是間接材料，沒有一條是直接材料，沒有一條是鐵證。所以，你的結論只是一種推測，不能說服人。以后這種別人不能說服你，你也不能說服別人的文章，不要寫。”先生的話，猶如兜頭一盆涼水。回過頭來檢討自己，我的確拿不出鐵證。當時真為自己的淺薄浮夸而羞愧，也為先生大度地容忍我滔滔不絕40分鐘而感動。從此，我牢牢記住先生的這句話，不寫那種“別人不能說服你，你也不能說服別人的文章”。也多次拿這段經歷教育我的學生，讓他們寫文章要言必有據，端正學風。
    
從博士生起，跟從先生研究佛教文獻學。文獻學的研究對象是文獻，更加注重用資料講話。所以任先生第一次與我談話，特別強調必須以“沉潛篤實”的學風要求自己，對自己進行徹底的改造。其后不久，先生給我寫了一封信。信中再次要求我一切從原始資料開始做起，要鍛煉自己“沉潛篤實”的學風。
    
按照先生的要求，我借來一部《敦煌寶藏》、一部《大正藏》，搬到宿舍。一號一號地閱讀、記錄、整理、研究。我后來在《八——十世紀佛教大藏經史跋》中總結那一段時間的生活：
      其后的幾年，我幾乎一直泡在大藏經及敦煌遺書中，我不敢自詡通讀了大藏與《敦煌寶藏》，但確實把它們翻了幾遍。春夏秋冬，日復一日，閱讀、編目、録文、校勘、研究。其間的種種甘苦，誠不足與外人道。任繼愈先生曾寫過一副對聯，上聯是：“為學須入地獄”。金克木先生在他《談談漢譯佛教文獻》一文的結尾這么說：“實在不應再談了。但在佛教文獻（學）的大門上，我想還要寫上馬克思引用過的，詩人但丁在地獄門上標示的話：‘這里必須根絕一切猶豫；這里任何怯懦都無濟于事。’” 到了這時，我才體會到兩位先生這些話的份量。

脫胎換骨的磨練，的確是痛苦的，但得到的是化蛹為蝶的歡欣。
    
在先生的嚴格要求與錘煉下，1988年我完成了博士論文《八—十世紀中國漢文大藏經研究》。由于在原始資料中沉了幾年，所以論文題目一經確定，撰寫起來格外順利。春節之后動手，僅三個月就完成20多萬字的正文，10多萬字的附録，而且是一遍成稿，幾乎未作大的改動。博士論文答辯委員會主任是季羨林先生，成員是任先生、周一良先生、周紹良先生、王永興先生。答辯結束，季先生的一番話我至今記得。他說：“方廣锠的學風全變了。他的碩士論文，三份材料能講七分話。現在的論文，扎扎實實全是材料說話。真好像變了一個人。”這篇論文出版時，我在跋中寫了這樣一句話：“我深深感到樹立良好的學風對于一個研究者來說是何等地重要，更深深地為先生在學風上錘煉、培養我而滿懷感激之情。”這是我當時的，也是我現在的肺腑之言。論文出版后，在學術界，特別國際學術界有較為良好的正面評價。這完全是任先生對我嚴格要求，在學風上錘煉的結果。
    
先生培養學生的第五個特點，是創造環境，提供條件。
    
先生教育思想的一個重要觀點，就是人才成長要有合適的環境。先生培養學生，很重要的一條，就是把學生放到適合他成長的環境中，并盡量給學生提供成長的條件，讓他在游泳中學會游泳。這一點，我深有體會。比如1986年上半年，任先生讓我把鋪蓋搬到《中華藏》編纂現場，一個環節一個環節地調查研究，具體制定工作流程與工作規范。半年的深入實際，使我對編纂大藏經工作，有了深入的了解；也為其后當好先生的助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2004年，我面臨抉擇，到底是留在中國社科院，還是到中國人民大學，或到上海師范大學。帶著這個問題，我去請教先生。先生認真考慮后表示：到上海去好。事實證明，先生的指引又是正確的。有關事例很多，我想將來有機會再作敘述。這里講講先生怎樣為我創造從事敦煌遺書研究的條件。
    
如上所述，跟從先生讀博士后，先生給我的任務，是清理敦煌遺書，找出未入藏文獻。原來以為這個任務并不難，按照現有敦煌遺書目錄進行核對、整理，列出未入藏佛典目錄即可。但真正動手才知道，現有的敦煌遺書目錄，實在不足以反映敦煌遺書的現實，無法真正依靠。這才明白先生為什么讓我一號一號去整理。于是我開始一號一號地閱讀、記錄、整理、研究。
    
在整理的過程中，深感沒有一個完整、詳實、編排科學的目錄，對研究者從事相關課題研究是多么不便。敦煌遺書又是中華民族如此重要的珍貴文化遺產，于是萌發自己編一個敦煌遺書目錄的想法。我把這個想法向先生匯報，先生非常支持。但敦煌遺書數量巨大，編目工作量非同小可。先生當即決定，由我招聘一名助手，工資由他設法解決。80年代中期，一個文科博士研究生，可以有自己的專用助手，我大概是絕無僅有的一個。接著，先生又向季羨林先生、寧可先生打招呼，在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為敦煌目錄立項，給予1萬元課題經費。80年代中期，那是一筆大數字。我記得經費到手，我在五四大街的新華書店，花了800多元，買了《二十四史》、《文苑英華》、《全上古》等一大堆書，幾乎裝滿了一個三輪蹦蹦車。我還買了一批卡片、卡片盒，自己動手，再花錢請人，把《大正藏》中的佛教經錄都做成卡片，約有五萬多張。我又請任重幫助把黃永武的《敦煌最新目錄》輸入計算機，編撰成敦煌學界第一個計算機版敦煌遺書索引。因為當時計算機字庫有限，有些字無法表述，只能用符號替代。所以，索引完成后一直沒有公布，只供我個人使用。所有這一切，為我的敦煌遺書研究工作提供極大的方便。而這一切，沒有任先生創造的條件，是不可想象的。
    
開始，我的工作依靠臺灣出版的《敦煌寶藏》進行。但是，深入工作才知道，光憑圖版無法真切把握敦煌遺書。北京圖書館收藏大量敦煌遺書，能否與北圖合作從事這項工作呢？我向北圖的有關人士提出，最終未能有積極回音。沒有想到，1987年，先生被任命為北圖館長。1988年，我博士畢業。1989年，先生把我調到北圖，任善本部副主任。從而為北圖敦煌遺書編目鋪平了道路。1990年底，北京圖書館敦煌遺書的編目，克服種種障礙，正式啟動。但工作量大，缺少人手，依然是一個巨大的困難。最終，這個困難依然是在任先生支持下得到解決，使編目工作得以順利展開。此外，這些年，只要有信息、有可能，我盡量到各地調查敦煌遺書的收藏情況。有時候，任先生還親自為我寫介紹信，利用他的社會關系，為我考察外地敦煌遺書排除障礙。
    
除了上述種種，先生在編纂北圖敦煌遺書圖錄、目錄的指導思想方面，給與很多具體的指導。他多次指出：我們做的是工具書，一定要詳盡、扎實、正確。不但要讓使用者信得過，而且要讓人家用得方便。要我在這方面多動動腦子。他還反復強調指出：“工作要精益求精。不做則罷，做就要做到最好。做過的工作，不要讓后人再做第二遍。”這些年，我們的圖錄、目錄編纂工作就是在先生的上述指導思想下展開。北圖的敦煌遺書，哪怕一些很小的殘片，乃至背面揭下的古代裱補紙，只要有文字，一律收入圖錄。北圖的敦煌遺書目錄，將遺書上各種信息，依照文物、文獻、文字三個方面，盡量予以著錄。就文獻而言，我們盡力對遺書上的每一行字都有所交待，以盡可能為研究者提供有關信息。
    
為了讓北圖敦煌遺書目錄這一基礎工程盡快完成，2005年，先生又向國家社科基金推薦，將由我主持的《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總目錄》列為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托項目，給予50萬元人民幣的特別資助。2008年，為了集中精力完成敦煌遺書圖錄與編目這些工程浩大的項目，我向先生提出不再參加《中華藏》的工作。先生雖然不答應我的這一要求，但同意減輕我在《中華藏》的工作負擔。現在，由先生主編，我任常務副主編的大型圖錄《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已經出版110冊，《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總目錄》的完成指日可待，《英國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總目錄》的初稿基本完成，涵納全世界敦煌遺書的《敦煌遺書總目錄》的基礎工作也已經大部份做完。
    
回顧我做敦煌遺書研究25年，每一步都有先生的全力支持。如果不是先生發現我、不拘一格地接受我、嚴格地要求我、愛護我，從各方面提供條件培養我，不會有我今天的成果。我能夠潛心工作，完全是大樹底下好乘涼；我能夠做出一點成績，完全離不開先生為我提供的條件。
    
當然，先生讓我做敦煌遺書，并非僅僅是對我個人的培養。如前所述，先生從來把人才培養與國家需要、學科發展緊密結合在一起，統籌考慮。他從中華民族文化復興的角度，認為敦煌遺書的整理與研究是傳統文獻整理的重要組成部份。不僅如此，他主張這種整理與研究不能靠外國客卿，必須由中國人自己來做好。所以他重視這一工作，關注這一工作。他曾一再對我說：要選拔、培養研究敦煌遺書的接班人，不要斷檔，要后繼有人。去年有一天，我正在北圖查核敦煌遺書原件，做圖錄與目錄的定稿。他打來電話，要我去辦公室。談完有關工作后，他又提起接班人問題，問：“李際寧以后，誰接這個班？”我匯報：“我們正在反復選擇苗子。現在已經選了一個，她對敦煌遺書很有興趣，人也很有靈性，看來很有希望，目前已經讓她參加圖錄的編輯出版工作。她自己也有意再讀一個博士，繼續深造，加強佛教與佛教文獻方面的基礎。”任先生很高興。連連說：“那就好！那就好！”接著又囑咐：“一個不夠，還要再選一個。至少要有兩個。”日前看到北圖張志清的文章《學人本色，文化傳燈——懷念任繼愈先生》，文中也提到任先生說：敦煌研究“要形成梯隊,保證這個事業進行下去。”

    
作為長期教育、科研、文化部門工作的著名學者，任先生對我國的教育，一直非常關心。以前每次去見先生，談完正事就走，一般不閑聊。再后來，往往閑聊一會。閑聊的話題很廣泛，經常會談到教育問題。這些年每年到三里河拜年，教育問題都是重要話題之一。
    
任先生認為：我國人才資源非常豐富，問題在教育。中央電視臺采訪他，原定題目是其它方面，他主動提出：“關于教育，我有話要說。”在訪談節目中，他說“人才的選拔和成長，是國家當務之急。”面對我國當前教育現狀，他憂心忡忡，說：“我從事教育幾十年，一輩子一直搞這個，我就眼看著教育的路子走得不大對。”他說“博士生論文質量下滑等教育問題十分突出，這也說明，注重考知識，而不是靠能力的學校教育，使得人的素質在下降。現在的高學歷人才與過去相比，遜色了很多。”其實，這個問題他早就發現。1990年，一次他參加一個博士生畢業論文答辯回到北圖，剛好我去辦公室找他。他感慨地說：“現在的博士生，水平只相當于當年你們碩士生。”所以，這些年來，他不放過任何機會，呼吁進行教育改革。甚至大聲疾呼：“我說得先救救教育。”
    
任先生對教育有許多想法，本文無法一一涉及。還是從任先生怎樣培養我，談談任先生對研究生教育的一些觀點。
    
首先，先生非常注重人才的選拔，認為導師的責任之一是把學生選好。有人給我講過這樣一句話：“學生找一個好老師難，老師找一個好學生也難。”我現在自己當老師，深深感到這句話的正確。非道弘人，乃人弘道。先生從教數十年，就是不斷注意選拔人才的數十年。所以，經先生發現、培養的人才，不斷涌現。
    
其次，選定學生后，要敢于破格，給予脫穎而出的機會。先生說：“中國擁有三四億青少年，不可能沒有青年俊才，只是目前沒有給他們得以脫穎而出的通道。尤其當今教育體制，過于強調統一性，只能收獲大量規格整齊的中等人才，無法得到靈異秀敏的尖端性人才。”
    
就破格選拔人才而言，以前我們有成功的經驗。比如，1978年，是文化革命十年后，全國第一次招收研究生。當年考外語，允許查詞典。正因為這樣，我這個只有初中俄語底子的人，也能考上研究生。1978年的這批研究生，后來大部份成為承上啟下的骨干力量，其中出了一批佼佼者。而現在，多少人才被擋在外語分數線之外！我不是說研究生可以忽視外語。但除了外語專業外，對其他人來說，外語畢竟是工具，不能本末倒置。外語是可以學習的，而一個人才放過，可能就再也找不回來。真正的人才，自覺外語不過關，一定會刻苦把它補起來。再說，不同的專業，對外語的要求也不同，不能用一根尺子量盡天下人。
    
第三，先生主張研究生主要靠自己學習、研究，他說：“我帶研究生，就是要求他們閱讀指定的書，寫讀書筆記，然后定期進行檢查。”現在研究生的課程太多，以致學生沒有時間自學。其實，仔細追究一下，那些課程，是否研究生之必需呢？許多情況未必。有的是為了滿足教師的工作量需求開設的。教師為了自己的工作量，強制占用學生的寶貴時間。在我看來，說輕一點，這是一種不正之風。其實，很多知識性的東西，是不需要在課堂上講的，指定書籍，讓學生自己閱讀就可以。老師要講的，是方法，是前沿，是規范。教給學生治學的方法，開拓學生學術的視野，訓練學生以規范的學術標準去從事學術研究。
    
第四，先生反對完全用量化的、劃一的標準來衡量學生，衡量教學、科研成果。他說：培養人才不是蒸饅頭。我“從不硬性規定他們（指研究生）發表文章。”如前所述，先生不但不規定發表多少文章，甚至不允許我在學習期間發表文章。前賢有言：“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半句空。”現在似乎把研究生培養，把社會科學研究，當成裝配自行車的流水線，定時定額驗收。以發表論文的多少、刊登論文的雜志檔次、得獎多少與檔次，作為評價的標準，這完全違反了研究生培養與社會科學研究的規律。目前學風浮夸、抄襲成風、雜志賣版面、評獎拉關系，敗壞了學風，敗壞了一代學人，難道不就是這一套評價體系制導的結果嗎？
    
第五，先生主張研究生教育應該寬進嚴出，引入淘汰機制。我們現在恰恰相反，是嚴進寬出。只要能進校門，不管學習情況如何，論文水平高低，幾乎個個都能畢業，人人都能拿學位。偶爾有個把畢不了業，拿不上學位的，就會出現糾紛，甚至對簿公堂。
    
第六，先生主張給人才成長的環境，主張因材施教。他說：“人的天性稟賦是不一樣的，用一種模式培養人才，只會削足適履，造成‘南橘北枳’的結果。”但現在，我們這些當教師的，能夠為自己的學生，創造一些什么樣的適合他們成長的環境，提供一些什么樣的條件呢？
    
先生已經辭世，情況并未改觀。需要我們從自己開始，一點一滴地做。

2009年8月5日至30日于倫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