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一些關注青少年問題的教育工作者試圖改變人們的觀念，以使他們認識到，學生的問題，其實就是成人的問題，從而改變對待孩子的態度。最近，在黃埔大學組織的一個論壇上，這個話題再次被聚焦。

　　孩子們的問題常以令人不安的形式表現。比如周湘斌教授遇到的一名高二學生，他生活在認為自己得了艾滋病的恐懼中，每天不停地洗手，一次要洗一個多小時，一周就會用掉一塊香皂。周湘斌是北京科技大學文法學院副院長，長期從事青少年教育研究工作。最初，他和同事認為這是孩子高考焦慮的體現，但最終，他們發現問題的根源在于孩子的父母，他們之間惡劣的關系以及父親對待哥哥的教育方式給孩子帶來了莫名的恐慌。

　　許莉婭在一次課堂上請她的學生們回憶有生以來“印象最深的不被尊重的經歷”，結果讓這位大學副教授特別吃驚。“孩子們提到的都是在課堂上如何被老師羞辱。”她說，有老師呵斥學生讓他趴在墻上，保持“腳跟提起”的姿勢直到下課，“像警察抓小偷一樣”。一位白發老頭把“犯錯的學生”叫出教室，關門就打。

　　許莉婭是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社會工作系的系主任，她認為這樣的羞辱會對孩子們的健康成長產生“致命的影響”。他們已經進入大學，但在較為寬松而自由的環境里，仍無法抹去心中的陰影。

　　許莉婭的一名學生就帶著深刻的自卑感走進了這座位于北京市西三環旁的大學校園。他在一次課堂上以與眾不同的方式引起了許老師的關注。許莉婭請學生們在紙條上以無記名的形式寫下20條自己的優缺點，然后，她會一條一條當眾宣讀，被學生標注為“保密”的例外。

　　許老師發現一張紙條，“缺點一大堆，優點一個沒有”，她停下來，問道：“這是哪個同學的？如果你是因為沒有時間寫上自己的優點，沒關系，請你現在補上，等下課的時候一定找我。”

　　臨近下課，一位男生站起來，羞怯地對許老師說：“我不是沒有時間，我想不出來我有什么優點。”“好，你想不出，我們大家幫你想。”她讓同學們大聲說出他的優點，說一個寫一個，結果把整個黑板都寫滿了。男生此時淚流滿面。他說，從小到大，沒有人像現在這樣關注過他、肯定過他，他以為自己在這個班級是很邊緣的，沒想到大家還能說出他的那么多優點。

　　在他的身上，開始升騰起一種從未有過的感覺，使得他說出了這樣的話：“我不知道我有這樣的特點，所以，我將來一定要建立自信了。”許莉婭解釋說，當一個人被貼上負面標簽的時候，他會自覺不自覺地朝標簽的方向發展，這個時候指出他的優點，他心里的感受是不一樣的。

　　在這次由黃埔大學組織的“問題學生解決方案高峰論壇”上，許莉婭對“問題學生”的說法提出了異議，她認為這樣有把青少年標簽化的嫌疑，“是對人的一種否定”。主辦方很快接受了她的意見，改成了“學生問題”。

　　“把問題和孩子剝離開來，讓孩子覺得，我這個人，你是認同的，只是我的行為有一些問題，你來幫助我，我愿意接受。”許莉婭繼而又提出，是不是把學生的“問題”換成“需要”，會更好一些？這是成長的需要，“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要關懷他們的生命成長”。

　　許老師還是一位讓人羨慕的母親，她有一個出色的孩子，在2003年高中畢業時被耶魯大學錄取。當時，一些出版社想約她寫書，談教育孩子的經歷，遭到了她的拒絕。許多心情急切的父母也來找她，希望獲得育兒經。許莉婭告訴他們，這主要取決于你的價值觀，“如果你認為青少年就是多事的，就是愛鬧事的，我再怎么教給你技巧，都沒有用。如果你強迫孩子去實現個人的理想，怎么教，也不會有效果”。

　　作為一名專注于社會工作的教師，許副教授強調給孩子“增能”，而不是“去能”。在生活中可以找到很好的例子來說明這兩個概念。譬如一對父母帶著雙胞胎的孩子去爬長城，大兒子說“我累了”，于是爸爸把他背了起來。小兒子也叫嚷著“累”，媽媽說：“好，我們休息一下。”然后告訴他，毛主席說過，不到長城非好漢，意思是男子漢一定要自己爬上長城，那你是不是男子漢？許莉婭說：“100個孩子都會說，我是男子漢。”媽媽再問小兒子：你能不能爬上長城？“能。”于是，母子倆一起往上爬。許莉婭說：“小兒子原來以為自己會不行，后來他發現其實我能。這就是增能。”